中国佛教的昨天
中国佛教的汉传系统主要是在汉民族中传播、发展、形成，已历经2000多年。藏传系统在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中传播、发展、形成，已经历了1300多年。南传佛教从公元前3世纪在斯里兰卡开始传播、形成，后来辗转进入我国云南傣族、景颇族地区，形成了南传佛教重要的一支，也有上千年历史。在这一绵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三大地区的高僧大德、仁人志士对印度佛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都经过了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的诠释阶段。用现代诠释学的话语说，它经历了以印度佛教的经典文本原义及经典作者原意为主的“方法论诠释学阶段”，及以中国汉地、西藏和云南的历代信仰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和理解为主的“本体论诠释学阶段”。在中国汉地，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至隋唐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原气派和特色的汉传佛教之诸宗派。宋、元、明、清时期，主要是禅宗在流传，后来各宗法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一方面，佛教已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提升、优化、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也滋养、补充、涵化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样一个汉地佛教的形成、发展和成型的轨迹和结果，冯友兰概括为“格义的佛教”、“教门的佛教”、“宗门的佛教”。冯友兰的这一提纲挈领的凝炼，生动地揭示出中国汉地佛教集成性、生成性的创造活力和本体论事实。汉地佛教的这个发展脉络和结果，用诠释学的用语说，经历了用中国汉族传统的前有、前见、前把握来解读、诠释印度佛教经典文本的原义及经典作者的原意。经过两者长期的循环性互动，使佛教在中国汉地这块土地上转化为此在性、在地化的结果。使汉族等民族对印度佛教形成了完满性的把握，使汉地佛教获得了自主性和本体化的地位。不仅如此，佛教还进一步惠及、浸润、营养了中国的儒道两家传统宗教文化。通过儒、释、道三教的互动、互利、互惠，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综合的宋明理学，使得儒学以崭新的理论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进入了新的精神境界，成为理论创新的现实性结晶。不仅成为中央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
佛教在中国藏族聚居区的传入、流播、嬗变，也经历了与汉地佛教基本相同的路径。佛教传入藏族聚居区以前，藏民族已经具备了“理解的前结构”——苯波教，它是包含着藏民族价值观念、境界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行为规范的思想文化综合体。藏民族以这样的“流俗之见”为铺垫，逐渐接受了佛教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境界取向。这个时空间距持续了从公元642年到842年整200年，这两个世纪是藏民族传统的前有、前见、前把握与印度佛教的事情本身之间全面系统地接触、互动、博弈和完满性把握之间的拉锯性运动时期。这也可以称做是作为藏民族的理解主体与作为理解对象的印度佛教之间的诠释学循环。经过这200年，即理解的主体藏族人与理解的对象印度佛教之间的循环，藏传佛教的在地化和意义生成大致完成，并初具规模。从公元842年到约公元978年，经过了吐蕃王朝的分裂，藏传佛教进入漫长的所谓“黑暗期”或曰“灭法期”，处在泥沙俱下、百舸争流的境况中。其间，经过藏族的高僧大德、割据势力等僧俗官吏以及贤人智者与域外佛教的对话、交流、鉴别，并在此基础上的反思、检讨、梳理、整合，藏传佛教进入到后宏时期（约公元973年或978年），形成了具有藏族特点、藏族风格的诸多宗派，即宁玛、噶当、萨迦、噶举、觉囊、格鲁等诸多宗派。这些宗派不仅在佛教体、道、果，见、修、行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实践和传承体系，而且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各自的政治靠山，它已从藏民族诠释印度佛教经典文本原义及其经典作者原意为主体的方法论诠释学转换到以藏传佛教的信奉者和理解者为主体的本体论诠释学阶段。此时的藏传佛教已获得了本体论诠释的主体地位。
中国佛教的汉传与藏传两大地方性佛教已完成了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完满性理解的历史使命，各自获得了本体论佛学的地位。用中国学者的话说，中国佛教已完成了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的完满性的把握和理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中国的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协调通和起来，进入“综合创造的诠释”阶段。即中国佛教已经实现了照着印度佛教讲，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两者整合起来自己讲的阶段。现在中国学者需要做的是将中国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统摄起来，形成我们讲的格局。唯其如此，中国佛教才能以大全的格局、全新的姿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佛教的今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中国佛教的时代性、民族性在世界境遇中越来越凸显，并派上了用场。
第一，满足宗教信仰的需求。佛教作为追求来世、解脱成佛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在我国有着为数众多、不同层次的信奉者。保护和弘扬佛法首先便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其次，佛教的信仰体系中包含了出世与入世等关系的论述，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作为一个人如何正确对待出世和入世的关系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如有人将其概括为“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工作”。佛教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一深刻的人生哲理，对世俗人们的启迪之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道德修为的需求。佛教的基本戒律，特别是五戒十善，对广大信众起着劝善戒恶、去恶从善的道德导向作用。它在伦理方面表现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业而自得其乐果，作恶业亦自食其苦果。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慈悲为怀，利乐有情”。佛教的这一因果铁则尺度下的道德选择标准和道德行为规范，为广大信众的道德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基础。如果各个阶层、各类人群都能从佛教的这一伦理价值取向中受到启发，并能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想必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就能有所提升。
第三，文化建设的需求。佛教的体系架构中不仅蕴含着宗教信仰的理念，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可以通过转换、提升、优化，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学术研究的需求。中国佛教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价值广泛，其中有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的学术容量，从这些不同的方面深入地考量和研究，可继承、发展、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养和心智。
第五，民族团结的需求。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很多都是通过佛教这个桥梁来进行的。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佛教就是其中的主要媒介。今天，应深入挖掘，更好地发挥佛教在增进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
第六，国际交往的需求。赵朴初曾提出佛教是中、日、韩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相信通过佛教这一“黄金纽带”，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与中国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更好地实现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宏伟战略目标。
中国佛教的明天
用现代学术的多维视野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哲学等已逾百年，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最为深入、获取成果最多的是汉传佛教。上世纪30年代有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吕澂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上世纪80年代有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主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2000年有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还有台湾印顺大师的系列印度佛教与中国汉传佛教的研究成果等。就藏传佛教的研究而言，自上世纪20年代起，在太虚大师等一批有识高僧的倡导下，法尊法师、观空法师，台湾张澄基居士等将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等、噶举派米拉日巴等一大批藏传佛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由藏译汉，从而使汉地的高僧大德、学人志士能真实了解到藏传佛教体、道、果，见、修、行冰山之一角。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汉藏佛学家翻译或编译了为数不少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的经典著作，满足了研究者们的部分需求，这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伊始，便成立了名家荟萃的“中华大藏经藏译本校勘局”。经过这些学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2000年终于出版了《中华大藏经》藏译校勘本，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学术便利。1987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组织藏传佛教诸宗派的高僧大德撰写了供学员使用的教材，即藏传佛教系列丛书。其中藏传佛教各宗派教法史，共5本专著，学术价值甚高，是当代藏传佛教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我国著名藏学家、佛学家东噶·洛桑赤列以一生的学术积累，编纂了《东噶藏学大辞典》，其中的很多辞条都是藏传佛教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重要人物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毋庸讳言，高质量的、对藏传佛教史的通史性及个案性研究成果还很少。因此，当前中国佛教研究亟待做的工作应包括：
首先，要加强对印度佛教经、论、律的个案研究，对印度佛教各派别、各阶段的个案研究和中国佛教译经史的研究。因为我们既要研究“中国佛教”，更要研究“在中国的印度佛教”。否则，中国佛教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印度佛教，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藏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印度哲学、印度佛教不同时期的重要资料。汉文中这类资料也为数不少。
其次，要注重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研究。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传佛教的研究，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如何推动高质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则需要反思、省察。
最后，要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协调通和起来，形成交流、沟通、对话的局面，发挥各自的优长，取长补短，整体发力，综合研究。赵朴初曾讲过，佛教在它的故乡印度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但它基本上完整地在中国存在着。如中国的南传佛教，主要可以代表和体现印度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汉地佛教基本上能反映出印度一部分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中期大乘佛教及部分密教的内容。藏传佛教基本上代表了印度中期大乘佛教、晚期大乘佛教以及密教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主要阶段和内容。因此可以说，佛教产生、形成在印度，发展、保存、库藏在中国。无论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它们都用中国的不同文字承载，并基本完好地在中国存在，因此都可以称为中国佛教。通过学界和教界两方面人士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再现和重构一个中国佛教的本体论版本。（文：班班多杰、米广弘）